[41]参见注[27]，第376页。

企业履行定期披露执法信息的义务，既是为了满足企业周边居民和其他社会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为了促使企业严格执法，尽最大可能预防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何以体现？ 首先，与强制型实施制度相比，混合式实施制度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适应性、灵活性、经济性和全面性。

然而，在混合式实施制度中，这些理念又能够相互统一与协调。当然，它们之间在形式上存在区别。对于后者，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不断增加其守法义务与违法成本。混合式实施制度所体现的矛盾思想是指：一方面，作为相对人的企业享有相当的自由度来起草预防和消灭自身所存在的公共风险的法律规范，在起草过程中，就某些条款，它们甚至还可以与主管行政机关协商和讨价还价。据此，社会共治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的原则。

虽然在自愿型实施制度中，企业内部执法人员更有能力，并且以更少的成本发现更多的违规行为者，但由于受制于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整体目标，企业执法人员如果过多执法就需要花费更多成本。第二类是在预审企业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时需要履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职责。但是，尽可能地具体化在解释上存在两种可能性。

从裁量基准相对于其所依据的法规来看，它是裁量权的行使方式之一。（二）裁量基准的拘束方式 裁量基准虽然不具有法的拘束力，但并非对行政机关没有拘束性。该意见指出：制定裁量基准包括解释法律规范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列举考量因素以及分档、细化量罚幅度等。（2）酒精浓度在40毫克/100毫升以上，不足60毫克/100毫升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500元罚款。

[15]在行政经验的积累和司法审查的影响下，这种区分应会出现相对化的趋势。行政机关也会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自觉遵行既定的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裁量决定。

裁量基准在整体上也有助于实现行政裁量更大的一致性。裁量基准相对于立法而言是裁量权的一般行使，相对于公务员而言则又是裁量权的控制手段。根据该法第39条的规定，命令等制定机关在设定裁量基准时，应预先公示该裁量基准的草案及其相关资料，确定意见的受理机关以及提出意见的期间（自公示之日起30日以上），广泛地征求一般的意见。行政裁量基准是合理的行政过程的重要表征之一。

[49] 参见[日]平冈久：《行政立法与行政基准》，宇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257页。[47] 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件就裁量基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1978年的麦克林案中，日本最高法院否定裁量基准的外部效果：行政厅即使对于任其裁量的事项设定裁量权行使的准则，该准则原本是为确保行政厅处分的妥当性而设定，即使违反该准则作出处分，原则上也仅产生妥当与否的问题，而并不当然违法。但实际上只要行政机关没有按照裁量基准的要求作出裁量，其外在表现形式也就发生变化。

裁量权基准的制定程序，按照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办理。[7] 鉴于解释基准和裁量基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作出区分均非易事，日本《行政程序法》为了让国民容易理解、在实务中容易设定处分基准，没有对解释基准和裁量基准加以区分，而只是规定应该设定处分基准。

而日本最初是通过判例将设定裁量基准义务化的。（二）行政裁量基准的设定程序 设定裁量基准的活动不是行政立法，故而不必遵循如行政立法那般程序。

行政机关一般应该依据其作出处理决定，否则可能构成滥用行政裁量权，造成显失公正的情形。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则明确要求，要抓紧组织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条款进行梳理，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能够量化的予以量化，并将细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第18点）。个案考虑义务来源于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进行裁量的目的。不同时间的平等对待，也称为前后一致、反对反复无常规则。裁量基准的设定主体有时是上级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设定的裁量基准从组织法上对下级行政机关和具体的执法者是有拘束力的。但这种拘束力毕竟不同于法的拘束力，在裁量基准的适用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

[2]例如《河南省商务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该标准将具有裁量权的商务相关行政处罚分门别类，区分裁量阶次，对应不同违法表现，再分别在处罚幅度内予以处罚。为了寻求一种平衡，信赖保护原则苛以行政机关以义务，它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为、承诺或者规则等具有一定授益性和可预见性的行为之后，私人对此产生了正当合理的信赖，行政机关在变更相应的的法律状态时应对这种信赖加以保护，否则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裁量基准看似不能实施，却通过平等对待原则的转化而实现了对行政裁量的规制。[1]简言之，行政裁量基准就是要将行政法规范中的裁量予以具体化，以判断选择的标准化为个案中的裁量决定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指引。

在地方层面上已有设定裁量基准的要求。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常常独自占有大量的可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信息，行政相对人在此情况下只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而无从知晓行政机关会作出何种裁量。

第一，控制行政裁量的运作。而饮酒程度的区分实际上是进一步地补充要件，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对应不同幅度的罚款。其二是不成文基准，即散落在不同的文件资料中，诸如个案行政处理决定中的具体理由、[3]行政惯例所形成的规则等。这可以通过行政的自我纠错或者法院的审查来予以纠正。

从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出发，裁量基准的设定并无法律的授权，故而不可承认裁量基准具有法源的地位。这里使用了学界渐渐通用的行政裁量权和基准的名称，而未再使用自由裁量权、标准的概念，同时明确了行政裁量的治理重点。

[6] 参见[日]平冈久：《行政立法与行政基准》，宇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2．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 在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着适用规则与裁量基准的二分，[4]这种区分类似于国外的解释基准与裁量基准的区分。

[16] 参见王锡锌：《自由裁量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40页。前者则是对法律要件的具体化，例如2005年6月天津市交管局制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定性标准》，它主要是对法律中交通肇事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在一起治安案件中，袁开静因不满赔偿，阻挡工程施工长达一小时有余。如果裁量基准本身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形式上合乎法律的规定，但却违背法定目的、违反法的一般原则、未考虑特殊情形等，裁量基准构成违法，遵守裁量基准的裁量决定也同样违法。充分考虑地方因素，应当鼓励裁量基准设定的主体尽量下移至微观的裁量权实施主体，甚至是区、县、镇一级相应的政府及职能部门。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号）中明确提出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第20点）。

由此，法院就能对内部规则进行审查。此后的判例受此影响而肯定了设定裁量基准的必要性。

裁量基准也要适用于个案之中，对外部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8]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第一种解释意在强化基准对行政机关的拘束，其背后可以看到机械处理的思想。袁开静与重庆市城口县公安局行政处罚上诉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渝二中法行终字第00064号，2015年6月24日。